从汉字早期的书写排列方式为竖写并习惯于右行式这一基本特征来看，我们先民使用竹木简牍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可以断定：竹木简牍的使用，比殷代甲骨文不知道还要早多少年。最初肯定是在单片竹木简上写字的，后来单片不能满足记事需要的时候，就开始将多片连编在一起，随着片数的逐渐增多，于是就逐渐成扎、成策（即成册），这种先连编成册再进行书写的先后过程，从左手执扎、右手执笔写字这一基本生理习惯来分析，其结果必然导致书写时的右行式。
甲骨文的书写右行式、左行式并用是一个特例。这是应用在占卜上的特例。在“迎兆刻辞”时，右边是右行式，左边是左行式。在“顺兆刻辞”时，右边是左行式，左边则是右行式。因此，甲骨文采取的行式，有它特有的应用背景，不好一概而论。但从传承文明和殷承夏制、周承商祚这一文化承继方式来讨论问题的话，我们通过甲骨文来看金文，就会发现金文几乎都是竖写和右行式的。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和绢帛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纸张被普遍使用之后，竹木简牍才被逐渐废弃。古代简牍文字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往来、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这些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极其珍贵的书法墨迹。
为什么现在出土的竹木简牍，最早是战国时候，并且大量出土的是汉代的简牍呢？简牍真正大量的使用，应该是从西汉开始的。简牍的风行，是汉代书法在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的映照下，由“无意”到“有意”的嬗递。汉代不管在政府衙门，还是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大量使用简牍，其应用之广泛，数量之巨大，令人咋舌。从西汉开始不仅简牍风行社会，更有甚者把简牍作为随葬品大量的埋于墓穴，这也是汉代文化现象的一大特征，这一风俗在西汉尤其盛行。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出土的竹木简牍70%以上是西汉时期的随葬品，时间跨度从西汉初年到新莽时期，出土地点遍及河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甘肃、青海等10余省，这一民俗的生成，是对书面文字崇敬心态的表白，带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从更深一层看，反映了西汉普遍的民族心理及其时代精神。
东汉时期，由于国力昌盛，民殷国富，帝王将相、皇室官宦学书之风大兴于世，尤以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为最。但那时所兴的不是竹木简牍，而是转向了丰碑巨刻。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牍帛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公元前156～141年）末年，在孔子故宅壁中，被鲁恭王发现经书的时候。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对简牍帛书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牍帛书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出土的简、帛，从时间上涵盖了战国、秦、汉、三国以及魏晋、唐、宋。据专家统计，百年来在我国１７个省市自治区，共出土发现了从春秋晚期至战国、秦汉、魏晋、唐、宋七个时代，各类简牍文献包括：律令、官府文书、私人日记和书信等许多重要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还涉及古文献学、古文书学、档案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学术价值极高。为讨论问题的方便，下面将分别介绍简牍帛书的一些基本情况。
简的形制，大体分为四种类型：
1、普通用简。这种简长为一秦汉尺（相当于23 厘米）,宽1厘米，厚2～3毫米。这种简是用来书写一般性文书的。
2、尺一简，即简长为一尺一寸（25厘米）的简。“尺一为帝诏”，即这种长度的简，是用来写皇帝诏书的。1959年甘肃武威18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是西汉宣帝的诏书，简长为25公分。这与史书记载的完全相符。如《后汉书·陈蕃传》中有：“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择，委尚书三公。【注】‘尺一为板长尺一，以写诏书’。”
3、二尺四寸长的简，即简长55厘米，是用来书写圣人语录的。1957年甘肃武威6号汉墓出土的《仪礼》共三本九篇，简长约55厘米。在古人的论述中，王充的《论衡·谢短篇》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
4、三尺长的简，是用来书写法律条文的。简长约为69厘米。居延出土的汉简有律令，其简长约69厘米。司马迁的《史记·酷吏传》记载了这一事实“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又《汉书·朱博传》中有云：“赣老生不习吏礼，朱博且教拜习娴习，并谓之曰：‘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
除上述几种形制之外，还有一些其它规定如：一简只写一行字。王充的《论衡·量知篇》有：“简所容一行字耳。”
单片称简，连编成册。《仪礼·聘礼》有：“连编为策，不编为简。”又《左传》中有云：“单执一扎为简，连编诸简为策。”
以上是简的情况。而牍的形制比简简单得多了，牍就是用木板做成的写字用板。《说文解字》解释：“牍，木板也，从片。”大家知道，从片的字就是从木。“片”是“木”的篆体字的半边，“片”就是将“木”剖开之意也。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进一步解释说：“断木为椠，析木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牍有两种形制，一是普通形，其外形是方形或长方形的木板，但长度不大于一秦汉尺，故又称牍为尺牍。二是特殊形，将木板刮削成若干个面，这叫做“觚”。颜师古《急就章》【注】中云：“觚，其形六面或八面，皆可书。”牍不加编连，均为单片。觚的用途是记事、起草或练字。流沙坠简中多有觚的发现。
帛：即丝织物。《说文解字》解释：“帛，缯也。”缯是丝织品的总称。古人在帛上写字由来已久，《墨子·明鬼篇》中云：“先王寄理于竹帛”。又《韩非子·安危篇》中有：“先王书之竹帛”。由此而知，自古书写是竹、帛并举。帛的大小和形制，虽无典籍可考，但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来看，帛的形制也是有区别的，分为半幅和全幅两种尺寸规格。半幅纵长约为24厘米，约一秦汉尺，用来书写一些一般性读物。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就是书写在半幅的帛上。帛的全幅长约为48厘米，约二尺，用以写重要经典。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这件作品就是写在全幅帛上的。但《老子·甲本》，幅长约24厘米，属于半幅的帛，这就有些不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了。在西汉初期，皇家以无为治天下，特别崇拜老庄，在当时和墓主眼里，《老子》怎么会被视为一般性读物而书写在半幅的帛上呢？
用帛写字，有携带方便和容量较大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简牍与帛相比就逊色得多了。据说当年东方朔曾给汉武帝书写过一篇长篇大论的奏章，完成后是由两个壮士将奏章用箩筐抬进未央宫的。
今天，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内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倍受世界学人的瞩目。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已发表数千种。
近百年来，简牍帛书已有百余次的发掘，共获得26万多枚，时间跨度上迄战国，下至宋元，其中大量的是写于秦汉前后大约五～六个世纪之间。这些简牍文书完整的描述了篆、隶、草的演变过程，真实的记录下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形式，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从书法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价值大体有以下三点：
一、书法史研究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地域书风的研究价值。华夏神州，幅员辽阔，越是在信息闭塞的古代，地域文化的特征越明显。地处甘肃、内蒙的大西北与湘江流域的中南地区，相隔千山万水，在文化、民俗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表现在竹木简牍上，无论是书写风格还是表现手法，都大异其趣。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使我们清楚地分辨出有代表性的两大系统——西北书风和荆楚书风。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300公里范围内的广大地区，先秦时称这一地区为“弱水流沙”（匈奴语），秦汉以后称“居延”。秦末汉初，匈奴长期在此入侵滋事。至汉武帝，为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靖边运动，于是在北部边疆建立起了连绵不断的关塞亭障和候望系统，后汉由于国势式微而逐渐衰弱并废弃。虽然东汉光武帝重建边防，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汉时的规模。西北汉简基本上是这一历史时期屯兵戍边的遗物。居延古塞，是汉代交通要道和主要防线。当年因缺水而废弃，到如今，这里又因雨水奇缺干旱少雨，这些简牍才得以保存下来。故居延遗址内幸存的各类文物，包括居延汉简，今天才得以面世。
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西北书风，文字形态变化较大，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简率随意，跌宕起伏，风韵飘逸。书体中篆、隶、行、草各体皆孕育其中，真是百花争艳，异彩纷呈，使人目不暇接，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尤其简书中的书体，一般都是民间实用和流行的体式，与士大夫的“庙堂”字有一定的区别。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且生活的节奏加快，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的手段，使书写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在《居延汉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用笔草率急就，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生动地再现了那个丰富多彩的庶民世界。
《武威汉代医简》是东汉医家的手迹。《武威汉简》是出于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之手，而《居延汉简》则是汉代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官吏和士卒所写。这些汉简的用笔随意奔放，结体富于变化，应该同属于一种类型，这些简牍粗野直率，放纵恣肆，带有明显的西北剽悍的风格，这也就是人们习惯上称谓的西北书风。
而荆楚书风的特点，则大体上可以由以下三点来把握和认识：
其一，荆楚简牍帛书的流美书风。随着西周王朝的灭亡，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风，在全国范围内表现为三大派系：一是秦国派系，它以继承西周的书风为标志，即所谓的“宗周主线”；二是齐国派系，它以遒美书风为其特征；三就是荆楚的流美书风。荆楚的流美书风从春秋战国一直流传下来，直至影响到汉代的简牍帛书。荆楚流美的简牍帛书与粗野直率、放纵恣肆的西北书风相比风格悬殊是很大的。1973年之后，长沙相继出土了大批写于秦汉之际的简牍帛书，计12万字之多。从这些简帛上的书法风格看，可以证明战国金文三大派系中的荆楚一脉，确实是以“流美胜”的书风而著称。
其二、荆楚流美书风对隶变的重大作用发人深思。荆楚所创制的美饰金文－－鸟虫书，着意于线条两端的特意美饰，这是诱发隶变的导火索。因为隶书的蚕头和燕尾，也是意在装饰线条的两端。鸟虫书与隶书潜在美饰动机如出一辙。因此说鸟虫书是隶变的前奏，鸟虫书的出现，在汉文字的发展史上具有很重大的启发意义。
其三、荆楚风韵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西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把楚国排挤在外，而荆楚自此也自认为是蛮夷之邦，但中原文化受荆楚文化的影响，却是与日俱增。如屈原、陈涉、项羽，以至于近现代文明更是如此。
二、书法创作的使用价值。
简言之，自从简牍成为一门显学之后，隶书的创作，几乎没有不带简牍风味的情形。今天的学子们，在书法创作上，几乎都带有这种轻率简洁的简牍风味。简牍风格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尚。
三、书法欣赏的审美价值。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简牍帛书的轻松随意和我行我素，比较符合当今社会人们的心态。因此，秦汉简牍帛书，在今天特别有市场，一方面供人们学习效仿，另一方面发挥着它的审美价值。
——节选自李宗玮《悟对书艺》
根据《张照心笔记》整理
附：李宗玮：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