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书法家能否写入书法史，在书法史上地位如何，既是由他的品格学养、书法成果及在书坛的贡献和影响决定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历史总是公正的，历史的公正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史实本身，更取决于后世人们的认识水平。从这一点来说，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不独书法家，其他领域的人才同样如此。

　　今年1月2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结合在上海举行“白蕉书画展”的契机，展开了“重估白蕉”专题讨论。不言而喻，“重估”意味着原来“评估”没有到位，不公正，应该重新认识，以期达到应有的高度。

　　之所以产生“重估”的需求，不外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书法史进行重新审视，发现了其中确实存在不合理的现象需要加以校正；二是历史呈螺旋形重复，出现了一些“惊人相似”的状况，亟须借用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估、认识，来对当下进行的一些现象进行引导、调整。说透了，在任何时候，“重估”不太可能是纯粹的，不可能是单纯为了重估而重估，而往往有着“旧瓶装新酒”的现实需求，是为了借他人之酒浇自己的块垒。一言以蔽之，“重估古人”的出发点，是为了针对现实。

　　白蕉自然如此。这一点，顾村言在《重估白蕉，意义不仅在于书法》(《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2年1月2日)一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一个背景是，当下的书坛，重新重视帖学系统正成为一个渐渐清晰的事实。”

　　“帖学”一词，最早是康有为提出来的。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了“扬碑抑帖”、“尊魏卑唐”说，认为书法艺术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帖学大坏”的缘故。其实，康有为这一书法学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是他寻求变革的政治理想在艺术上的反映，属于“有所为而发”。他的这一不无偏颇的学说影响极为深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书坛“碑学笼罩”，“帖学”则处于一种衰微状态。清末、民国以来，碑学大家辈出，帖学大家则寥若晨星。沈尹默、白蕉、潘伯鹰是其中的佼佼者。沈尹默的成就虽然为后世所公认，却始终未能摆脱陈独秀“其俗在骨”评语的阴影。将白蕉归于沈尹默同一阵营，对白蕉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

　　于是，“重估白蕉”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撇清”白蕉和沈尹默的关系，白蕉不但不属于“沈尹默系统”，而且是看不上沈尹默的，如顾村言所言：“一个有着自己强大内心世界的白蕉，其书法中所拥有的逸气、神韵、境界决非沈尹默所能比拟。与沈相比，白蕉并不仅仅是韵胜，而是深得魏晋之味，也更好地把握了中国文化中活泼自由清雅的精神内核。”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的书法界人士或许并不多，至少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所以需要“重估”。

　　我对“重估白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非常有文献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在于引发我们对“重估帖学”的关注。康有为晚年时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扬碑抑帖”的偏颇，曾云：“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着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对“帖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对书法发展是不利的，这一点毋庸多言。

　　其次在于引发我们对文人书法的关注。我并不想在沈尹默和白蕉之间非要分出孰高孰低、孰长孰短、孰优孰劣不可，但白蕉更具文人性情，这一点大概是毋庸置疑的。而文人性情，是“二王”和魏晋书家们最足称道的品质，也是历代文人书家最具亮点的品质，然而，恰恰为当代书家所欠缺。一旦抽取了文人性情的内核，所谓的技法，所谓的创新，所谓的视觉效果，都无从谈起，也无足挂齿。我私下觉得，“重估白蕉”的策划者，说不定对此也具有和我同样的焦虑。

　　顺便说一句，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重估白蕉”专题中，我饶有兴致地看到了白蕉1929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白蕉》。白蕉原名何馥，白蕉的笔名正来自于这本诗集。这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的名字，也是白蕉文人性情的最好写照。能在80多年前就写新诗的书法家屈指可数，除了白蕉，有名气的大概只有郭沫若了。

　　在我看来，“重估白蕉”的意义恰恰在于看到当下书坛缺少文人性情的积弊而力图举起白蕉这面旗帜以力挽狂澜。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但这一做法点到了中国当代书法的“软肋”，甚至指出了“死穴”所在，却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格外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