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经历美术专业学校培训，而是自学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的。我自幼临摹名家名作，在书法篆刻方面受钱君匋大师指导，至20余岁始接触西方美术。此后，毕加索和塞尚、莫奈、马奈、雷阿诺及梵高等印象派大师，都是我临摹的对象。这一时期，我读遍梵高、戈雅、伦勃朗、列宾等大师的传记和画册。天下万物，用中西贯通的材质、技艺去描绘当然很好，就是下工夫在现代艺术领域，也够我们忙活一辈子了！

　　当然，人总是要追求更高目标。但当我听了主讲人介绍的当代艺术作品，不禁感到十分丧气。徐冰的“天书”，让所有中国人不识，还推出一幅配有中英文字的猪公婆交配图，真让九泉之下的兰亭诸公、唐太宗及历代书法家斯文扫地，更会引起他人的反感。

　　不错，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耽误了不少青年人的宝贵年华。但也有一大批“50后”，回城上大学，出洋又“海归”的。商界如吴鹰、张朝阳、丁磊、王志东等，政界如上海市长韩正等一批“革命后代”。还有兢兢业业的返城“知青”，后来又默默忍受下岗之苦的，他们都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然而至20世纪90年代，所谓“愤青”不知农民的苦，却谙熟西方的自由享受，对什么都有气。主讲人介绍几幅苦着脸、痴呆、麻木、不知所措的青年画，还把红卫兵袖章放在那里，恐会引起误解。

　　除了红卫兵，还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造成饥荒、大炼钢铁、破四旧等，这些负面的史实被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当作了攻击的靶子。对比之下，载人飞船上天、核潜艇下海、13亿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层次，才是值得用艺术去反映的。

　　我有幸生于上海，看遍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外电影和小说名著。张艺谋最初的《红高粱》，用特有的摄影手法表达土得掉渣的故事，客观上迎合了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被后者当成笑料而送一个奖项。后来，张艺谋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奥运开幕式上取得空前成功。香港有很多经济能手，1997年前出走美、加、澳，之后又回归，无论从港澳台还是从大陆留洋的艺术家，后来也大都回国大放异彩，因为他们身后有13亿人在捧场。

　　如果我们搞艺术的不为大多数人着想，而专门去追求惊世骇俗、难以拿捏的所谓“当代艺术”，像“愤青”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会把事情办拧了。自己有特长，还是平和包容、回归自然为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就像张艺谋和“海归”们那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艺术创新难免要走弯路，但当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有了市场，一定会出好作品。我更希望，除了中国作品，主办方还介绍一些其他国家的顶级作品，让人们对当代艺术有个好印象。

　　为进一步学习，我去了纽约现代艺术博览馆，欣赏当代大师们的耐人思考的作品，如玛琳·杜玛斯的黑色素描，再如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和毛主席像。以上二位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那才是我们学习当代艺术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