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很早就有描绘山水风景的诗作，《诗经》中就有对山水风景的描绘，但那时的山水景物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诗的真正产生是在南朝晋宋之际，发展和繁荣于唐宋时期。特别是盛唐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为诗人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五代之后，山水诗画逐渐成熟，到宋代蔚为大观。王维和苏轼是唐宋时期山水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但两人的山水诗在审美情趣上却存在较大差异。

王维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王维，年少轻狂，积极人世，他在《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等诗歌里表现出了儒家的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后期的王维，因张九龄的罢相，政治腐败等原因，开始对官场感到迷茫和失望。为了摆脱这种苦闷，晚年的王维避世自修，着力于描写自然山水和隐居生活，表达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和佛教居士的禅学理念。《山居秋暝》《酬张少府》《过香积寺》《辋川集》等名篇均是其归隐后的作品。

苏轼一生都在宦海和党派斗争里沉浮，但是乐观的他常常能随遇而安。纵观其一生可以发现，他的很多作品存在于山水，却又高于山水。从最初客观地描摹到主动向山水靠拢，再到和山水亲密互动，成为其歌颂甚至娱乐的对象。他的笔下留下了很多优秀诗作，如《过宜宾见夷中乱山》《游金山寺》《游道场山何山》《赠孙新老七绝》《食荔枝二首》《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舟中夜起》等。

下面从王维、苏轼山水诗的审美差异和具体原因分析，来探讨王维、苏轼山水诗中的审美意涵。

王维、苏轼山水诗的审美差异

（一）人与自然关系差异

山水诗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人们对于自然的美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袁行霈所说：“山水诗启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美学的角度去亲近大自然，发现和理解大自然的美。”但是不同的个体对于山水的感悟又会有较大的差异。

1.王维山水诗的自然化倾向

王维的山水诗虽受前人影响，但在对实景的描绘上，精通诗、书、画、乐的他，更多了一份独有的审美意识和佛教信徒的心灵体验。他的诗歌既着眼于实景又能开拓意境，由实到虚，由存在而想象，营造出情景交融的诗境。“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等诗句就可以体现王维在兼顾实景描绘的同时，又捕捉到了大自然细微的声响，将其独特的审美体悟融入其中，达到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从而体现出其山水诗歌的自然化倾向。

2.苏轼山水诗的自然人化倾向

而苏轼更注重表现自己的内心体验，如《正月二十日，往歧亭》：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此诗不仅表现了山水之美，而且写出友情之暖。正是这如画的山水美景和深厚的友人之情，成为了诗人被贬黄州时期的重要精神支柱，使诗人走出了被贬后的凄苦心境，重拾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可见，苏轼的山水诗重在抒情，而非写景。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诗中的景语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山水自然成了诗人表现主观情感的媒介，从而呈现出自然人化的审美倾向。

苏轼画像

（二）体悟方式的差异

体悟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它不仅有助于生命境界的提升，还会影响人的存在方式。“顿悟”作为禅宗悟禅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体悟的一种方式。自佛教中国化以来，“顿悟”的修行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生存观念和审美趣味，“从瞬间体悟到永恒，由有限把握住无限”，使得参禅者在悟禅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有了不同的审美趣味。

1.王维山水诗的体悟方式：宗教实践与审美体验有机结合

王维的禅观修习方式是对南北禅的不自觉地融合。如在“软草承跌坐，长松响梵声”（《登辨觉寺》）和“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等诗句中，“闲居净坐”都带有一定的禅观目的。但王维的“净坐”非苦思冥想，而是随心而行，思有所悟。所以王维常采用的是明心见性的“顿悟”修行方式，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反映出王维喜爱独坐，自醉于山水自然中，“弹琴”“长啸”，进行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全诗仅四小句，没有动人的景语和情语，但“深林”“明月”与声响、光线调和，产生了虚无又妙有，空寂又清深的意蕴。整首诗亦诗亦禅，亦禅亦诗，审美体验与宗教实践完美融合，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2.苏轼山水诗的体悟方式：佛学体验与个人履历融为一体

苏轼的体悟方式较之王维，又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人生体系中，因为广泛吸收儒释道思想，所以无论面对什么困境，苏轼总能保持乐观，积极人世，使得自己的佛学体验与个人履历融为一体。

如当时仅26岁的苏轼就写出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样充满人生空叹的诗句。此后，政治的失败，让他有了更深的体悟，如《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这首诗是苏轼经历了丧父丧妻、多次赴京任职及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等一系列事变后，借由佛经义理而生发的感慨。

整首诗由色悟空，由繁华美景悟虚妄空无，正是苏轼将“个人履历上升到哲理层次，从而理即是事，事即是理”。“寓世身如梦，安闲日似年”（《过广爱寺见三学演师观杨惠之塑宝山朱瑶画文》）、“弃置当何年，万劫终飞灰”（《等常州绝顶广丽亭》）、“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北寺悟空禅师塔》）等诗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人与物、事与理、无限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都在这本真之美中融合统一了。从而，我们所领悟到的也不仅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而是一种宇宙的哲理，生命的哲理了。这便是苏轼的体悟方式所带来的影响。”

（三）描绘意象的差异

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主要由“赋比兴”，发展到了“有画意象”，进而变革为“比喻意象”。王诗是“有画意象”的典型代表，而苏轼则是通过其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社会阅历将“有画意象”突破性地延展成为更具抽象意义的“比喻意象”。

1.王维山水诗中的有画意象

王维的诗歌艺术和其作画风格有很大的关联，苏轼曾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价：“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首先，王维的山水诗十分注重构图，如《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这首诗由大处“云峰”着笔，再细写“泉声”“日色”，由远到近、由景入情，逐步靠近香积寺，最后发出了佛法妙义可以克制一切欲念的感慨。诗句过渡自然，层层深入，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幽静僻远的山林之景，层次感和画面感都非常强烈，仿佛置身其中。其次，王诗讲究光与色的和谐，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等诗句中的色彩词不仅增加了画面感，还让整个情景与细节相互映照，富有感染力。

在王维诗中，“白”与“青”是高频色彩词，且两字经常对举使用，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等。再次，王维的山水诗动静相宜，善把画境转诗境。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借“发”“纷纷”等词点醒了整个画面，使得整首诗作动静相生，诗画相济，让人无限遐想，境界开阔。最后，是王维对虚实关系的把握，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诗人借“空”字来表现空寂清冷之感，但—个“响”字反衬出了静之长久。这种虚实相间，气韵生动的幻化之境，使整首诗歌的空寂感更加突出。再如“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中的白云是实，青霭为虚，惹人“入看”，令人回味。

2.苏轼山水诗中的比喻意象

苏轼除了运用文字在读者的脑海里描绘出一幅图画，还会通过一些非具体的意象来象征性地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即所谓的“比喻意象”。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望湖楼醉书五绝》）中的“墨”和“珠”就是两个生动的比喻意象，既写出天气变化之快，又烘托了诗人既紧张又愉快的心情。整首诗动静结合，形象生动，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诗人共同经历了一场阵雨。与此类似的还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诗句。诗人将西施比作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属越地，同有一个“西”字，更是因为两者同样是天生丽质。这个比喻惟妙惟肖，一直沿用至今。还有一些类似于“浮云孤月”“飞鸿雪泥”等意象也都曲折地表达了苏轼对人世的慨叹。

另外，从某种层面上说，典故也是一种比喻意象。只不过它对诗人的学识涵养和语言敏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苏轼这位大文豪却善于用典，且用得恰到好处。如：“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既是现实，又是历史。现实表现的是苏轼“参横斗转欲三更”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寂寞；历史则是在这夜的光影中叠印出了东晋司马道子与谢重就“微云点缀”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场景。苏轼介入其中，给出了答案：些许的“微云点缀”又何妨？“天容海色”才是世界的澄净之源。由此可见，苏轼的比喻意象，不但包括了普遍的意象范畴，而且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王维、苏轼山水诗审美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因素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山水诗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状况为王维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和物质条件。其次，唐代各类思想兼容并蓄，不同艺术形式蓬勃发展。主要受佛教影响的王维，其诗往往呈现出一种静美的独特境界。另外，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充分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书画结合的特质在王维的许多诗作中均有很好的体现。再者，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社会动荡，使得王维既享受过盛世的繁华，也饱尝了战祸的心酸。仕途艰难，佛道盛行，不自然地就萌生出一些归隐的念头。正是这样的社会经历为文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和灵感，也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歌吟现世。

到了宋代，虽然当时经济相当发达，但是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有识之士长期处于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之中。所以，在宋代文人的诗句中，往往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感。除此之外，北宋建立以后，宋明理学逐渐兴起，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它们不断发展、融合，力求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宋人努力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却也受到了朝廷和社会的抑制。所以，宋人的个体意识相对比较薄弱，人生态度更理性务实，宽厚通达。反映到诗歌中则是宋诗的情感力度稍弱于唐诗，思想深度又有所超越。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些特征深深影响着王维和苏轼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文创作的审美趣味。

（二）内部因素

1.个人经历的差异

王维与苏轼的人生经历都较为坎坷。他们都经历过丧偶之痛，也都在黑暗的官场中沉浮过。如何抚平伤痛，面对未来，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诗歌表达上的差异性。

王维出生于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受其母亲的熏陶，王维自小就开始研读佛经，与僧人居士交往。这些都使王维对禅法有深刻的领会，且一直努力实践。在面对困境时，他会不自觉地逃离官场，隐居到深山之中，寻求慰藉。他不会像苏轼那样积极人世，因为在王维的骨子里潜藏着文人懦弱的因子。很多时候，王维逃出了现实，却没有让心灵得到真正的解脱。

苏轼处于北宋盛世，科举入仕一帆风顺，妻妾、父亲、兄弟都是他让人称羡的“资本”。但苏轼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追求真实。他曾进入权力中枢，却又沉浮于党争漩涡之中，经历着困苦和矛盾挣扎。值得肯定的是，在苏轼的思想接受中，儒家思想一直对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得苏轼更加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时，苏轼一直在积极乐观地探索着自我价值，并坚信自己的抱负终会实现。另外，苏轼也与大多数宋人一样，“尊佛而不求佛，奉道而不求仙”。这种为我所用的禅观，使苏轼超越了人生的困苦而体悟到精神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又未走入佛家的“虚无”之中，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2.创作才能和倾向的差异

两人创作才能和倾向的差异，也是导致两人山水诗歌审美差异的原因之一。

王维很少化用古人诗句或者运用典故，而是直接将身体沉浸于山林之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灵动。山林里的飞鸟、泉水、薄暮、春风，都在王维敏感的笔触下鲜活了起来，富有画面感。因为王维不仅是诗人，也是画家，他有敏感的思维和精准的视角，也善于捕捉光与影、动和静。正如缪钺所说：“唐人作诗，友朋间切磋商讨……所注意者，在声响之优劣，意思之灵滞，而不问其字之有无来历也。”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气和诗心，无需刻意模仿他人或雕琢字句，一切随性地表露心迹，浑然天成。

苏轼诗虽然常常托物兴寄，意与境会，但因其“腹有诗书”“学际天人”，故十分看重以诗书才学为诗。确实，在苏轼的很多作品中，如前所举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微云点缀”典故，还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似与李商隐、白居易相互唱和。虽然，“用典”常让苏轼有些争议，但不得不承认其用典的恰当和巧妙。所以，当后人在赞同王维的才气时，也同样会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

总的来说，虽然王维和苏轼都有较多优秀的山水诗作，但因两人朝代、性格、文化背景等方面各有不同，使得两人的山水诗歌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审美差异。从这样的差异中探析成因，对理解诗人和诗人所处的时代具有较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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