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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通过家书展现文学思想和艺术水准，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魏晋家书内容中的文学观念，以及形式上的书法表现，对后世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展现出极高的文艺价值。
魏晋文学理论大为发展，魏晋家书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晋家书中的文学批评以陆云为集大成者，他在与其兄陆机的家书中对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广为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两人作品的最终呈现，而且为文学繁荣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文章创作理念上，陆云认为文章创作应当主“情”，要以“深情旨远”为审美宗旨，做到“附情而言”“先情后辞”。
这一观点的提出，引发文学界诸多理论家对文情关系的讨论。
陆机改变以往儒家倡导的“诗言志”观念，着重关注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观点；南朝刘勰继承“先辞后情”的观点，在《文心雕龙·物色》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萧统也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指出诗文应由情志而发。
“像清、虚、朗、爽、简、远、达、韵等，即为常用的品藻术语。这样一种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除转化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观点外，还直接影响到诗、文创作风格的走向”。
如刘勰在陆云的影响下提出“铭意裁辞”“风清骨峻”两种学说；钟嵘承继陆云的“清省”观念，在《诗品》中将诗风划分为“清奇”“自然”“洗炼”等二十四个种类，并以“清”为标准对诸多作品进行赞誉，认为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在诗文创作上，南北朝时期流行山水题材的诗和散文，文人把清谈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技巧放置于作品之中。
通过山水创造意境，吟咏情性，形成了一种通脱自然的文风，造就出像陶渊明、谢灵运等一大批追求清新平易、诗境空灵的诗文大家。
再如论说文吸收了清约、旨远的艺术原则，对玄学的阐述更有理论深度，章法严密，言约义丰，甚至连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小品文也“短而隽异”，“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
正是在此基础上，历代学者经过不断的探讨和总结，才有了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建立。
到了当代，不少学者依然秉持着严谨创新的科研精神，在这些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并将其运用至文学艺术等多门学科。
魏晋家书作为书信文体中的一类，除了文体功能和文体形态外，还从题目命名、辨体理论两方面完善了书信文体体系。
从题目命名来看。
一般来说，书信写作不加题目，但为了便于对各类书信加以区分辨别，辑录者会在辑录过程中给每封书信拟定题目。
从严氏所辑录的魏晋家书来看，以“书”为题的家书题目类型分有15种，共计122篇，约占魏晋家书的总数之半。
结合书信原文可以发现，严氏在辑录这些家书的过程中，是根据不同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来对每篇家书加以命名。
如在辑录王导的《与从子允之书》时，严可均在文章最后引《晋书·王允之传》“时允之以父忧去职，既葬，除义兴太守，不拜，导与书”，注明此书的写作背景，并以此定题。
这种方法既有效保留了历史，又创新了题目形式，不仅可以直观地显示出文体的功能和用途，而且便于后人对家书文体题目类型的归纳和整理，从而完善私书的文体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些以“书”为题的家书题目类型中，出现了一些与前代公文一致的题目，如“报XX书”“遗XX书”“谏XX书”等。
这种情况主要是源于魏晋时期文体类型多样，书信与其他文体有机融合从而促进了交叉文体的出现。
与秉公写作的公文相区别，这些书信符合刘勰的“尽言”“心声”之说，体现了家人之间的浓厚亲情，当属家书一类。
这种情况在家书的其他题目类型中也多次出现，如书信与戒、诫、敕、令等文体相结合，形成了像《戒弟伟》《敕外亲刘斐》《令世子》等这样新的题目形式。
从辨体理论来看。
魏晋时期以曹丕和挚虞为代表的辨体观念逐渐趋于成熟，并对后世书体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于前人的阐释，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提出：“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刘勰认为“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一切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狭义则是指抒发内心情绪、带有个人情感的书信。
之后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中又对“书”的含义变迁作进一步梳理：“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
近世臣僚上言，名为奏表；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他将私人书信与公牍文书在概念上作严格区分，并将“书”的使用范围限定为朋友交际往来的私人信件，首次从理论上明确了“书”的“书信”含义。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将“书”体的应用范围划定在“用于亲知往来问答之间”，继承吴讷“每体自为一类”的文章分类观，对“书”体的文体分类和写作对象作进一步完善。
首次从理论上概括私书包含家书和友人书两种类别，明确了“书”体信息传递的功能和价值。
当代对“书”体的划分由古代理论不断发展而来，根据对象、内容、邮递方式等形式将书信划分为多种类型。
同时，当代学者在对家书的收录整理的过程中，对家书的分类同样延续并发展了严可均的分类方法，根据人物或内容分类，开头注明写作背景，结尾进行补注说明。
在现有的家书收录著作中，魏晋家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都足以见得魏晋家书在书信史上的重要地位。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玄学兴起，很多文人面对黑暗的现实放弃了对名教的追逐，转而选择归隐山林，寄情山水，并将对风流气度的追求展现在书法之中，从而产生了诸多有名的书法作品。
这一时期，书法作为人物品性的反映，“依附于书体演进而发展”，不仅草书逐渐发展成熟。
而且由隶书衍生出了楷书和行书两种书体，更有王羲之潇洒俊逸的人格之美使书法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成为历代学习书法艺术的典范。
王羲之晚年时，毅然辞去职务回归自然，这种自然率真的性情通过他的《杂贴》便能一目了然。
在他的传世之作中，《豹奴帖》是其仅存的一幅章草书。
帖中用笔沉稳，线条转折棱角分明，凸显了他百折不挠的坚强品质；字体结构有方有长，在变化中相互协调；起笔、收笔之间还保留了隶书的踪迹，从中展现了王羲之古朴自然的气质，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士人精神和社会风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虽然同时期内有崔瑗、张芝、索靖、皇象等诸多章草名家，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草书作品都不具备有典型性，而王羲之的《豹奴帖》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王羲之的草书代表《十七帖》，“是煊赫著名帖也”。其中第八帖《瞻近帖》是王羲之写给妻舅郗愔的一封书信，其字体形态顿挫有致，俊逸灵动。
在古代书画交易中，商人们通常根据作品的真伪、尺寸以及保存状况等综合因素来决定作品的价值，虽然这种做法为文人藏家所不屑，但为我们了解当时书画交易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在明朝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所记录的藏品价格中，对比于“《怀素自叙帖》千金”“《赵孟书道德经卷》七十金”等，“《王羲之瞻近帖》二千金”可以看出王羲之此帖艺术价值之高。
王书书风“尚韵”，笔法精致，美轮美奂，在运笔起收、顿挫转折等方面为后世创立了致高的书法准则，为历代文人书家所推崇。
其法书刻本流传甚多，后世各类风格的书法家皆可在王书中寻其踪影。
王书对当代艺术同样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创作者只有在作品中赋予情感，才能使作品出神入化，震撼观者。
此外，杂贴也不再仅仅限于自身书法艺术的价值。
后代法书刻本的流传，使得字迹学、辨伪学和书法艺术等多门学科也随之兴起，在各学科中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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