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他的思考，不仅影响他的创作，而且影响着后来人的创作，影响着一个时代的艺术。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画院的“冯远工作室”，又比如他所策划并推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21世纪中国，冯远的绘画是一个标识，既标示着新中国主流美术创作发展的状况，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美术在观念、精神及语言方式上的突破性进展。他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他用他那独特的表达方式，为时代立言。之所以如此，根本在于他所推崇的儒者气度与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这也是中国美术史的传统叙事原则，即厚德载物，明劝戒，著升沉。

　　立言者，叙说是第一位的，且必然具有历史意识，以立德为前提。叙述者的言语（parole）状态，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言说方法及思维方式。冯远似乎并不太在意艺术的形式语言，特别是人物画，他认为其思想与精神才是第一位的，而对艺术形式语言的追求要注意底线，不可任意操作，不能抽离“人”的现实存在，不可切断“人”的意义。他告诫大家，“请警惕：不要逾越了最后的边界。在那里，那个应需而生的规则是既不受客观性的约束，也不受主观性的限制，艺术实践变成一种‘纯语言形式’的任意操作行为，并且把可读解性转由通过语言符号代码表达。”界限的设定只是一个“度”，是形式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式。冯远并不保守，并不否定形式的意义与作用，他十分理解语言，知道意义或者存在的诸般问题最终都得回到作品的本文，在文本的叙事或阅读中获得解决。或者说，艺术的表达之所以成为“艺术”，历史或现实中的“人”之所以成为艺术中的“人”，都必须经过艺术形式语言这一环节，但“艺术”的根本难道就在于形式本体之中？而将“艺术”从形式本体拉回创作主体，强调“人”的意义时，作为本文存在的“人”也被激活了。

　　冯远的意图就在于此。作品的形式语言被他化解为某种文本功能，突出寓意，让人们通过作品解读种种文化内涵，品评个中三昧，形式语言就成为作者在言说过程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材料。但冯远绘画的言说，在形式层面上突破了个人话语的限制，进入了公众领域，建构时代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