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前辈中，能以粤语交流无间，首数黄苖子先生。我份属晚辈，不敢随人作声声唤﹕“苗子、苗子”，而我是习惯尊称之为“公”，称“苗公”。苖公待晚辈也毫无架子，非常诚恳、和蔼，遇事谆谆善诱，令人相处舒服，如沐春风。

　　苗公广东香山人，其尊人黄冷观与孙中山有同志同乡之雅。祖父黄绍昌系广东名儒。苗公小时随父移居香港，住中环砵甸乍街近海傍的一幢唐楼，据其忆述当时儿时玩耍，是常到附近码头梯级近海面处看鸡泡鱼(河豚)。家居对面有家域多利戏院，苗公时常帮衬，于其印象最深的是一出《龙爪大盗》，主角戴黑眼罩，披斗篷，锄强扶弱，威风澟澟，令他非常佩服，仿佛长大要做这样神气的侠客。

　　苗公父亲黄冷观主编《大光报》，经常让苗公送稿，所以早岁已与许多文化人接触，如黎工佽、黄天石、劳纬孟、岑维休等。家中书刊甚多，苗公就专挑左翼的来读，父亲看在眼里，尝慨言，此子一出鲤鱼门，定变共产党。

　　不过，苗公出了鲤鱼门，却没有变成共产党，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国府官员，并且在领导核心参与机要。事情的缘由是：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沪。苗公离家出走，要奔向上海参加抗日。先躲在老友黄般若家，由般若代购去上海的船票。“猫仔”(苗公乳名)失踪，老父无从追寻，大哥祖芬虽然略知一二，却不拆穿，只待船开出后才报告，那黄冷观老太爷只得拍电报至上海，把淘气的“猫仔”交给时任上海市长的老友记吴铁城，请代为看管照顾。吴铁城于是将苗公收编为契仔兼机要秘书，如此这般的苗公出了鲤鱼门，没有变成共产党，反成了国府官员。

　　“身在曹营心在汉”，苗公满脑子左翼思想，怎么会安心做官呢。很快就与一班左翼文化人如张光宇、叶浅予、丁聪、华君武等厮混一气。苗公在官场用名是黄祖耀，而在文化圈中，则用那小名“猫仔”去左翼而存右边的“苗子”二字为名。(后来1957年真的归队“右边”划为右派，真是一名成谶)。很快，黄苗子的大名盖过了黄祖耀本名。

　　曾问过苗公为什么向往共产党。他说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自小有锄强扶弱的思想，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弱，被排斥，被取缔，被围剿，被追杀。苗公就觉得应该为他们出力，所以处处帮共产党，这叫匡扶正义。下面举几个例子：

　　《鲁迅全集》出版，特种豪华本定价很高，是用来补贴普通本。这方法是好，但销售极难。苖子慨然帮忙推销，策动了吴铁城，用国民党海外部的经费，订购两套，一套存香港中华中学图书馆。这套特种本很珍贵，五十年代再转回内地。

　　赖少其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站吊笼，危在旦夕，通过关系送铅笔写的小纸条向苗公求救。苗公二话没说，以明码电报发去安徽省税务局，请托友好营救。后来赖少其得脱，用毛笔去函苗公致谢。

　　皖南事变时，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抓捕周恩来、董必武等共党代表，苗公得知消息，及早通知周恩来，周让毛泽东在延安发声，公开披露，迫使国民党终止计划。当时邓颖超感激地握着苗公的手道谢：“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周恩来约苗公雅聚。苗公为避特工耳目，坐国府派的汽车，到宋(子文)公馆，由宋公馆后门，进入周(恩来)公馆，等了许久，毛才下来聊天、用餐，席间，毛公对着苗公，恍然失声道，“原来黄祖耀就是黄苗子”。可见，这两个名字都很响亮。在毛公的脑海里，一个是活跃于左翼文化圈的黄苗子，一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国府官员黄祖耀。这正符合“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

　　说到苗公，可不能忽略郁风。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台北晤苗公旧友张佛千(胡宗南旧部)，张大声说，“苗子不坏郁风坏，郁风是共产党，带坏苗子”。郁风体型修长，风姿绰约，追求者众，更自以为很革命，怎么会看得上一个又瘦又矮，兼且是为左翼文人所鄙视的“国府官员”？在人生关键时刻，共产党文化界的领导夏衍极力举荐，郁风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就嫁给苗公了，倒也从一而终，厮守六十多年，而且育有三子，大雷、大威、大刚，各有成就。

　　顺带一提，苗子跟郁风结婚时，徐悲鸿画了一张《双骏图》祝贺，虽然一尺斗方，但画得极精，也易于保存。十多年后苗公要去北大荒效力，有个干部请苗公将此画割爱，“多难方知狱吏尊”，从此《双骏图》离开苗公。 若干年后，此画归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我曾把它收入拙编杂志《徐悲鸿专号》中。2007年， 苗公与郁风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览会，苗公来电嘱将此画件放大彩照速寄与他，只可惜冲晒需时，郁风过世后才寄到，只赶得及在展览中陈列，藉资纪念。

　　苗公处世，洒脱大方。当他知道翁万戈(翁同龢五代孙)研究陈老莲，要编辑陈老莲书画集，苗公就把旧日摘录的陈老莲数据资料，悉数相赠。五、六十年代张葱玉(珩)赠送苗公《朝元仙杖图卷》长跋晒蓝本一份，八十年代苗公与王季迁交往，知《朝元仙杖图卷》系王所藏，而原件旧跋早被裁去(我存有一段)，便将这份长跋晒蓝本寄去纽约相赠，也不留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简又文旧藏广东书画，其中有许多苏仁山作品，苗公知道后，将其所藏的苏仁山等一大批广东书画、拓片、著录书等，一并捐赠中文大学文物馆，去年初(2011年1月)在该馆展览出来，甚获好评。苗公又将历年所藏及自己与郁风的作品一批，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得款数千万元，成立助学基金，回馈社会。这种种无私的捐献，高风亮节，令人敬重。而其三个儿子支持乃父献宝，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里，更显得老人家教子有方，难能可贵。

　　数十年来，苗公也偶尔惠赐书画给我。包括其祖父黄屺芗墨迹、其老师邓尔雅楷书扇面、齐白石墨迹“保家卫国”及亲笔题赠苗公的诗集、《传神小品》(写真粉本)册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叶恭绰删改苗公手稿《安仪周》。

　　五十年代，苗公写了《〈墨缘汇观〉著者安仪周(歧)》一文，请叶誉老(恭绰)改定，叶公大笔一挥，改得体无原肤，几乎重写，等于叶、黄二人合作。可见上一代学人治学之认真和对晚辈的照拂。苗公与叶公交往频繁，藏其手迹也多，但劫后荡然，仅存此一删改稿。2007年郁风驾鹤后不久，苗公把这珍贵墨迹加题八行相赠，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我在一月九日晨早得大威电邮，惊悉苗公在八日以期颐高龄往生，闻报黯然良久。夜检此两开叶黄手稿，披阅再三，感慨之余，即传与董桥共赏，并草本文，藉寄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