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术报

   竹刻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朵淡雅的奇葩，也是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竹刻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竹子为载体，将书、画、诗、印等艺术样式融为一体，赋予竹子以新的生命。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

    竹刻艺术历史悠久，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可证，早在远古时代，先民就已利用竹子来纪事。西周时记载政事等，已广泛使用竹简，而大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笏，也系用竹子做成，其上刻有文饰。其后，竹子的使用范围更广，形制也更为多样。湖南19号战国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盛酒器“卮”，有用竹子制成的，其三足雕刻成兽蹄状。后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了当时用的毛笔，在笔杆上阴刻有隶书。而在湖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竹制勺，其上刻有浮雕，线条流畅，令人惊奇。文献记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有笔筒名“裘钟”，乃用斑竹制成。唐代时传入日本，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现藏正仓院的乐器“人物花鸟纹尺八”，更从另一侧面体现了盛唐艺术的辉煌。

    宋代尚文，涌现了一支庞大而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直接影响了整个工艺领域的发展，为明清竹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清·封锡爵白菜笔筒 竹雕

    明清时期，竹刻名家辈出，涌现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嘉定派与金陵派。嘉定派由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朱鹤(号松邻)开创，雕法以深刻为主，其子朱缨(1520—1587，号小松)、孙朱稚征(号三松)继之并有发扬，祖孙三人世称“嘉定三朱”，为嘉定派的形成及艺术风格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朱”之后，有侯崤曾、沈大生、秦一爵，及清初，有沈兼、周乃始、王永芳等俱称名家。至清康熙时有吴之璠(字鲁珍)、封锡禄(字义侯)、封锡璋(字汉侯)、顾珏(字宗玉)，雍正时有施天章(字焕文)等，俱称大师。乾隆时周颢(号芝岩)，世称“合南北宗而为一体”，“二百余年首屈一指”。其他竹人，各有专长。嘉定竹人，前赴后继，各显神通，赢得竹刻之乡的美名。金陵派名家，明代有李耀(字文甫)、濮澄(1582—1648，字仲谦)，而濮澄则被认为是金陵派的创始人，雕法以浅刻为主。清代乾隆时期侨寓扬州的潘西凤(号老桐)，原为浙江新昌人，因郑板桥的推誉，被认为是濮仲谦以后一人，故也称为金陵派代表人物。上述两派外，明代尚有张宗略(字希黄)，长于留青，因籍贯无考(有说为浙江人，有说为江苏人，也有说是湖南人)，后人无称是何派。及清代后期，又有所谓黄岩派，代表人物为方絜(号治庵)，擅长陷地深刻；萧山派，代表人物为蔡照(原名照初)，擅长浅刻。另有不知籍贯的尚勋，精留青。至晚清时，崇尚刻金石文，名家有浙江德清的朱宝骝、江苏吴江的杨澥、长洲的周之礼等，风格单一，实在也称不上派的。

    宋代以来，文人们颂竹、咏竹、写竹、画竹不断，涌现了无数的名篇佳作。竹子成为他们抒发心迹的重要媒介与载体。他们对竹子的关注与借竹说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竹文化，使竹子在中国文化中拥有了独特的文化象征。明清两代竹刻艺术的诞生与发展，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工艺美术的天地，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工艺美术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竹刻艺术对中国竹文化内涵与外延的深入与扩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价值

    一片竹子，或是一段竹根，经过了竹刻艺术家们的巧思与细雕后，最终成为形态各异、赋有生命的艺术品。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竹人们的才情，同时也凝聚了竹人们的心血。而心血就是生命。换言之，竹人的心血是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而才情只是心血的外在表现而已。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创造源于对生活的热爱与体认。只有不失此爱心，涵养此体认，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真意。用积极的态度将此美好与真意作艺术化的再现，就是创造。一件竹刻艺术品的诞生，与其他优秀文艺作品的诞生一样，同样符合这一规律。竹刻艺术的价值本此。

    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竹子以其环保、清洁与可再生的特性，尽显材料优势。这无疑成为当代竹刻艺术发展的重要保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竹刻艺术与其他传统艺术一样，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选择。国内收藏市场对传统优秀竹刻作品的关注，也因传世作品的数量有限，优秀作品的可遇而不可求这一现状，藏家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当代竹刻名家。这一现实，无疑成为了当代竹刻艺术的新机遇。当代重要竹人徐秉方先生作品在拍卖市场的屡创新高，青年竹人张伟忠、俞田等人力作的受到关注，不仅提升了当代竹刻的市场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其影响力与知名度。

    2005年文化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嘉定竹刻、邵阳竹刻、常州竹刻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的扶持与竹人的努力下，竹刻这一古老而现代、高雅而通俗的文化艺术奇葩，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