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概括出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实属不易。传统的中国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而生根开花，在立意、构图、技法和程式化的表现诸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中国画创作以立意为先，许多绘画理论家都首先强调这一点，不管是画山水、画人物，还是画花鸟。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言的“六法”中有一段相关的论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认为立意在先、画中才能有奇态、有奇意。
宋代以画梅花著称的华光和尚，所著的《画梅指迷》中有一段“画梅全诀”，开头即言“画梅有诀，立意为先”。清代的方薰《山静居画论》也强调立意与作画的关系：“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认为平庸者作画必平庸，俗气者作画也俗气，因为缺乏画家最宝贵的“立意”，所以作品平庸。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也有类似的论点，他曾说：“一个画家应当描绘两件最主要的东西——人和人的思想意图。”这与中国晋代画家顾恺之所提出的“巧密于精思”十分一致。
“意”从何而来？一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丰富体察、创作经验的充分积累；另一点便是画家本人的修养，这样在创作之先，画什么，怎么画在脑海中形成成熟的构思。
宋代画家文与可画竹之“成竹于胸”，即在他没有落笔画竹之前，脑海中已有竹子的形象，在胸中、笔下跃跃欲出，便能落笔而就。
在张彦远提出“立意”之前，南朝齐谢赫即有“创意”、“用意”之说。创意之画，不落陈套，用意精当，借景以生境，笔少而意多，在这一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画家，不仅要在平时注意练笔、锤炼个人的表现技巧，更为重要者，还需加强练意之功。
中国画是以线存形，通过线条勾出轮廓、质感、体积来。德国的诗人歌德称美术有用光表现得神态活现的那种本领，说明西洋画以用光为造型手段之一。但中国画主要是以线为造型之基础，这就使中西绘画在造型手段上有明显之分野，但这并非说西洋画完全排斥用线，而是说光可以作为绘画的主要语言而用于绘画的。法国的罗丹曾经强调过“一根规定的线条通贯着大宇宙”，是说造型艺术从宇宙如何分割出来的问题，也并非以此作为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段来看待。而中国画无论对山水的皴线或是衣服的纹线，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线型、巧妙地描绘着各种形象。
“以形写神”是晋代画家顾恺之画论的核心观点，确立了中国艺术“神高于形”的艺术观。它与纯以抽象性为高的近代欧洲美学观具有很大的区别，即画人不仅仅局限于形似、还要升高于神似，画出人的精神面貌，不仅仅停止于外形的模拟，不拘泥于自然的真实，这一论见为艺术家建立起艺术应竭力企求的高度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历代出现了许多“传神写照”的佳作，该理论也成为指导绘画的一个重要准则。
中国画既用焦点透视法，也用散点透视法，既有严守真实的画面空间和布白，也有打破真实，按构图需要而平列的空间和布白，这样就使物象在画面出现时，可以按实物在画面上的艺术需要，伸长或缩短以变化其形象，更换其位置。一株低于视平线的牡丹花，也可架高于视平线之上，而取得透视的最佳效果。
中国画在空白处尤其注意经营，常常借用书法上的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即没有画面的部位也需要认真地推敲与处理。
中国画的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而是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没那么强调在特殊光线下的条件色。画哪一件物品，就赋予哪一件物品的基本色，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
中国画要求笔与墨合，情与景合。现实中无限丰富的景象，给画家以强烈的形象感染力。画家凭借着这种感受，激起描绘这些景象的激情，于是作品作为情景相生的复写而重现，使情景交融在一起。
至于气韵生动，即是画家所创造的艺术灵境，不同于一般的写生画，应富有生气，新鲜而活泼，有诗一般的韵味，使观者神往无穷。如果没有表现出如此生动、如此韵味丰富的内涵，也就无法给予人这些感受，而达不到中国画富有引人人胜的意境。
中国画素有题字钤印的做法，不仅文人画，可以显示其诗、书、画的绝妙，即是一般的画作，也常题字钤印，体现传统艺术的浓厚风味。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画表现形式的完美性。使诗书画印结合的浑然一体，奠定中国民族绘画的基本特点。
题字和诗句，可以提高或补充接受者对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也能丰富构图的变化，起到互相衬映，互为显彰，点缀与平衡构图的多方面作用。
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的性能，也决定着中国画的特色。中国画是运用绢和纸作画，特别是生宣纸的出现，更加发挥了笔趣和墨韵。宜纸的渗性，毛笔的尖锥，使得笔锋无穷变化，产生出奇妙的效果，同时形成了各种技法和描法、画法和笔法。追求笔、墨在宣纸上出现的自然复杂变化和意想不到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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