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硕儒

　　宋伯鲁是“关学宗传”柏景伟的关门弟子，“关学”宗师张载爱国重教、学以致用的思想扎根其心。清末国事日非，英、美、法瓜分在前，日、俄、德垂涎于后，中华民族势若累卵。1898年康、梁宣传维新变法，宋伯鲁即出而响应，躬与机密，半年内，由康有为起草，以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就有10份，宋成为康梁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事败被清廷通缉，宋伯鲁先避居意大利使馆，旋匿居上海3年，期间一度赴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携眷归陕，门生故旧迎于百里之外。陕西巡抚升允向清廷请奏，致宋身陷囹圄。3年后获释出狱，伊犁将军长庚因慕其名，请赴新疆参与治理机宜。1911年10月西安反清起义成功后，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请宋伯鲁参与军机大事，委其为兵马都督府参谋官。19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宋伯鲁精通诸子百家，旁通佛、道、医、星象之学，诗、书、画造诣精深，时人誉为“三绝”。其著述甚丰，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西辕琐记》《地理辩证发微》《焚余草》《己亥谈时》《知唐桑艾录》《海棠仙馆诗集》《心太平轩书画论》等20种。

　　宋伯鲁精鉴定，富收藏。宋曾收藏北宋旧拓《怀仁集王圣教序》未断本，与友人所藏宋拓相较后，于未断本后题长跋，指出此本与友人所藏拓本有7处不同，且比友人所藏拓本时间更早。除书画、善本、碑帖、名砚外，因宋氏酷爱佛道，故佛道典籍占其收藏大宗。敦煌藏经被发现后，经斯坦因等人洗劫，所余运至北京，达官贵人争相求购，宋伯鲁曾购得精品数卷。陕西辛亥之役，甘军犯陕，1912年攻占礼泉后，宋之藏品遭洗劫。

　　品性节操

　　陕西西安八仙庵藏有名士丁南羽所绘《白描罗汉渡海神变图》一幅，被庵中视为稀世之宝。宋伯鲁居西安时，常至八仙庵与监院炼师弹琴论道，相处甚为融洽。监院马乐真素重宋道德文章，一日特命道童从密室携出此图与宋欣赏，宋观之惊为神品，不忍释手，期间有人力劝宋出资购买，遭宋严词相诘，并当即将此画交付马乐真，当众声明此后不再观赏此画。马乐真见此，遂再三邀宋题跋。宋恐日后有人私吞此物，在跋尾题曰：“此卷所在当有神鬼呵护，珍重！珍重！又及。”宋伯鲁素与宋联奎友善，宋联奎有一家传旧拓佛经《遗教经》，宋伯鲁一见大叹，谓平生所见之《遗教经》未有如是之精者。宋联奎见宋伯鲁如此喜爱，慨然相赠，宋伯鲁曰：“伯鲁藏物，均收之有方，取之有道，若妄夺他人之爱而私为己宝，不啻于盗贼猛兽，何足挂齿！”收藏之事，虽为小道，但最能勘验人心，只此二事，即可见宋伯鲁之品性节操。

　　1923年秋，康有为来陕讲学，游览卧龙寺时见该寺所藏宋版《碛砂藏经》放置散乱，且有所损，遂与主持定慧法师商定，由康把《碛砂藏经》带回上海重新印出，以新换旧，并签订了协议。商妥之后，由刘镇华部下将《碛砂藏经》运到康下榻的中州会馆。由于刘部军人不识经，将其他一些经卷同时运走，此事引起定慧法师不满，即向宋伯鲁等人告急，陕西名士群起攻之，闹得满城风雨，此即“康有为盗经事件”。在陕西当时的名老耆宿中能与康有为对话者只有宋伯鲁。宋虽与康交谊深厚，但并不投其所好。因顾及康之脸面，先致一函，后亲至中州会馆劝康还经。经宋伯鲁等人的干预，终于保全了这部藏经，后来移藏于陕西图书馆。但当康有为于1927年逝世后，宋伯鲁再次看到康在戊戌变法时的遗册时，不计前嫌，赋诗缅怀，至为沉痛，于此亦可见宋伯鲁襟怀之博大。

　　1927年1月，冯玉祥率部至西安，军队驻扎在八仙庵、卧龙寺等地。八仙庵所藏文物典籍甚多，军中有人随意乱翻甚至窃取。监院道人急告宋伯鲁请求设法制止，宋即致函冯玉祥。冯收悉后，当即命令军队从八仙庵撤出，并派副官告知宋伯鲁，八仙庵所藏文物典籍遂得以保全。

　　宋伯鲁造福桑梓之事甚多，如1911年西路甘军犯陕，宋以旧谊致函甘军将领马安良、彭英甲，促成西路全面停战。1916年在“反袁逐陆”中，宋以全家百口为人质，极力促使陆建章放弃纵火屠城，使生灵免于涂炭。民国18年(1929年)， 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宋从朱子桥等军界人士处募款数万元，命门生散赈……诸如此类的善举皆功德无量，已载入史册。

　　书画成就

　　宋伯鲁书画饮誉海内外，历来为藏家所重。上世纪40年代，日本《支那墨迹大成》中就收有宋伯鲁手迹。党晴梵，民国时期陕西之大学者也，其在《关中画苑及宋芝田》一文中说：“去岁至南京，所谓京市最著之文具店清秘阁、荣宝斋两家，皆代售(芝田)先生手迹。字一楹联需银十余元，画一条幅需银五十元，有时犹求之不得。”

　　宋伯鲁之书，纯出于帖学，乃二王、赵孟一脉。宋伯鲁少习欧阳询《皇甫诞》、钟绍京《灵飞经》，后习赵孟《道教》《龙兴》《虎丘》，兼习《定武兰亭》，旁涉阁帖，复涉宋明诸名家。在精研晋、唐、宋、元、明诸多大家后，宋代独推赵孟。他在《心太平轩书画论》中云：“积之既久，始恍然，二王之后，断推松雪翁为集书学之大成，余子各得会稽乔梓一体耳。”并认为“右军以后无草书”，对张旭、怀素颇有微词：“颠素以降则奔逸太过，所谓‘惊蛇走虺势入户，骤雨旋风声满堂’者，不免堕入异趣矣！”亦不喜柳公权书“剑拔弩张之势”。宋伯鲁是硕儒，追求的是“中和之美”。以帖学为正宗而不染魏碑者，在宋氏之后亦不乏其人，如白蕉、潘伯鹰、启功等人，其书“郁郁乎文哉”的内美又有几人可及？宋伯鲁虽持论偏颇，但确是二王一系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

　　帖学书家闻名于世者，其技法、功力不容置疑。宋氏所临《定武兰亭》册页、《赵孟千字文》册页，足以使人领略其技法的精湛和功力的深厚。宋伯鲁之书结体不求侧欹，平实端庄；用笔含蓄，筋骨内裹；损二王、赵孟之妍媚劲利为浑穆雄秀，看似平淡，然谦谦君子之风充溢期间。宋书气息典雅宁静，字愈大则静气愈显，这一特点在其大字对联中尤为突出，这源于宋伯鲁历经时代大潮激荡复归于平和的性情与宽博的胸襟。宋伯鲁待人温和宽厚，每临大事有静气。1926年，刘镇华围困西安城，曾请宋伯鲁等10位大老出城，杨虎城亦至其家劝其出城，73岁的宋伯鲁拒之曰：“我不能走，其他各老也不走。如果我们出了城，城内百姓就更遭殃了。只要我们在城内，刘镇华他就不敢用‘开花’(即大炮)乱轰，百姓少受些难。”杨虎城深为感动地说：“既然如此，咱们就一起守城吧！”一日，宋家正在用餐，一发炮弹轰然穿过宋家后墙落入院内，屋内顶棚震裂，碟盘跳起，灰尘弥漫，全家大小乱作一团，唯宋伯鲁稳坐未动，安慰慌乱中的一家大小。宋伯鲁于炮声中草书的《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依然是不激不厉，无一丝躁乱。这种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定力反映到书法上，是一派“君子藏器”的肃穆景象，是真正的“心画”。

　　宋伯鲁擅微书微画，年过古稀犹能于灯下在西瓜瓜子壳内写七言近体诗一首，目力过常人远甚。他在《除夕夜竹枝四首》有此诗句：“细书瓜子都成句，频拨炉火自候茶。”并在诗后自注曰：“昔潘文恭、翁北平六旬后，每岁除夕就灯前取瓜子仁书字。其上或七言二句，或写五言、四言，以觇目力，余每效之，似不让先贤也。”宋伯鲁的微书微画，其初衷只在检验目力，流传极少。所幸其孙宋曾谋历尽艰辛保存5枚，系宋伯鲁78岁时所书。这5枚珍稀实物，1996年拍照后影印在《礼泉文史资料》第7辑彩色插页上。

　　宋伯鲁于画推崇“四王”，晚年专师王时敏。他强调技法与意境的有机结合，在《心太平轩书画论》中云：“执笔之法，意在笔先”“画分曲直，锋要正偏”“作画如弹琴，必有弦外音，其指法始妙”“作画有道，非胸有卷轴者不能佳也；非襟抱潇洒淡于荣利、冲和谦让不与人争者不能佳也”。其画作立意不俗，意境高远。在构图、笔墨技法上继承了“四王”(特别是王时敏)的优秀传统，又有游历江南领略青山绿水的经历，现于纸上则是笔墨清丽深秀、气韵生动。他的画少取北方大山大水，多具江南之景，用笔在着力不着力之间，凭空取神，苍润中更饶灵秀清活，无一丝烟火气。

　　宋伯鲁晚年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修纂《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他任陕西省通志局(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亲自制订大纲，选定修纂人员，严审各卷书稿。自1923年始修至1934年印成，历时10余年，全书分28门类，汇集为120册。不幸宋于这部陕西大型志书出版前的1932年8月7日病逝于西安，享年79岁。宋伯鲁逝世后，通志馆筹办丧事并停止办公3日以示哀悼。陕西省各界人士杨虎城、邵力子等名流及各团体送有挽幛，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戴季陶、焦易堂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致哀。国内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新秦日报》等刊载丧事消息与纪念文章。出葬之日，土地庙十字一带挤满送葬人群，自南门以至八里村，辄见路祭香案。坟在长安韦曲镇四府村。

　　党晴梵在《关中画苑及宋芝田》一文中云：“宋芝田先生巍然一老，如鲁灵光，八十犹健，文章书画不减当年。忽闻于昨捐馆，实令全国艺苑减色，固不徒陕西之不幸也。”又撰一联挽之：“谏垣封事，边塞从军，平生夙抱安危志；皇子陂荒，海棠馆冷，老去空教书画传。”盖言宋伯鲁以政治人生始，以学术与艺术人生终，虽不悲壮，却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