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到李世南先生之前，我读了他的两本著作，一为随笔集《笔墨 人生》为回忆录《狂歌当哭：记石鲁》。先生说，中国画乃是人画俱老，我以此为论，感觉他应是一个充斥着强烈生命热力的画家，一个有着不断自我反思和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一个不惹尘埃又更不愿同流合污的艺术家。待我见到隐居于北京仰山桥一个小区中的李世南先生，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意念，眼前这位老者分明就是位云游得道的僧人。

步入李世南的住所，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庭室的雅洁与肃静。先生坦言这种洁净的癖好源于他的出身。李世南的父母在1949年前是民国中央银行的职员，对他庭训极严，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即使早年在工厂里操作机器，也是整洁白衣。尽管如此，我也分明有着一种身处禅房的感受。我注意观察整个居所，虽然与礼佛有关的东西并不很多，却散发着一种禅味十足的气息。诸如客厅的茶几旁一副写着“佛心”两字的条幅，再如进门玄关处的太湖石，还有阳台上的一盆修竹，以及一座石雕佛像。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尘不到”四字的匾牌，小小一块，却颇有笔走游龙之势；旁边的书架上，则摆放着不少他曾多次谈及的僧钵。钵与僧人云游有关，是专供乞食所用。移居北京之前，李世南几乎云游了大半个中国。他本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上海，后跟随父母到青岛、绍兴、杭州等地短暂生活。

上世纪50年代初，因响应号召支援西北，青年李世南从上海到了西安，在此定居29年，后来他又辗转武汉、深圳、郑州、绍兴等地，最终又到了京城。仿若一位云游的僧人，悄然而至：又如隐士一般，默然而居。他曾为自己的书斋和画室命过多个名号，诸如西安的“蜗居楼”、深圳的“半壁斋”和“一叶庐”，绍兴的“鹿池山房”，北京的“仰山堂”与“双柿草堂”，但我以为他在河南郑州的“钵庐”，意味更深。隐居河南郑州时，友人赠他一个瓦钵，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一种宿命般的感觉，为此收藏了很多的僧钵，甚至有高僧用过的珍品，他也特意将自己在郑州的画室命名为“钵庐”。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从上海到陕西，李世南有缘拜何海霞与石鲁为师。何海霞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而石鲁，则是当代最具才华也最富争议的画家。我读他的那册《笔墨·人生》，似乎感觉就是一位高僧指点门徒的修行笔记。后来他来到武汉，参与美术界的“八五思潮”运动，创新和探索中国水墨画创作。虽然在湖北时间不长，但自言确是收益匪浅。在东湖之眫，他与张志扬、陈佳琪、萌萌等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哲学家成为好友，他们切磋问道，互为知音。关中风物的粗犷与豪迈，南方山水的灵秀与细腻，以及文学的滋润，哲学的激荡，让他的云游生涯颇多机缘。他说艺术家应专注于精神修炼，而这在京城，反倒是需要有几分的耐心与定力的。其实，曲径通幽，闹中取静，才是归隐之道。庄子曰，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林。真正的“不执着”是心灵的不执着物极必反，相反亦能相成。坎坷的人生之路，竟令他从中受益。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幸遭遇，反倒让他没有安于现状；长期作为工人的业余身份，让他真正走近了生活；没有学院深造的经历，却使他更加自觉而又不被束缚。

深圳的一场大病，反而让他得以悟道和近佛，精神由此趋于澄净。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似乎每每经历个地方，遭遇一场劫难，都反而获得了创新与变化的机遇。我甚至在想，究竟是创作的追求使他的人生如此斑驳烂漫，还是人生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精神风格。那天，我与先生聊及此处，他说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现在反而形成一种思维的习惯，便是如果遇到的尽是好事，反倒觉得奇怪和担心；反而是坏事情来了，自己却会感到一种自然甚至是平静。

记得先生曾在书中追溯自己的艺术之路，乃是受到徐渭、梁楷、石鲁等人的影响，而这些画家，哪个不是特立独行，哪个不是格格不入，哪个不是孤做不驯。宋人梁楷，明人徐渭，以及今人石鲁，成为他写意水墨画作的创作神明。但他对前贤敬服，却又不亦步亦趋：诸如他拜服恩师石鲁，却又不简单模仿，而是创造性地吸收与融化，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个性画风。他在《狂歌当哭》中写自己与恩师石鲁的艺术因缘，就有过这样难得的心灵独白：“我认为学生对老师的继承，应研究其思想，扬其长，弃其短，将其精神发扬光大。我还认为，有志气的学生不应仰仗老师的庇荫，以攀附和招摇为荣耀，而应自强、自信、自立，自成参天大树，路身于艺术之林。我更愿意看到，学生自身的光芒与老师交相辉映，使我们这片星空更加璀璨辉煌。”

以石鲁为师，是他的人生之幸，也是照亮他创作生涯的艺术之灯。在李世南的画室“仰山堂”，有一幅早年与恩师石鲁的合影，小小的黑白照片，被恭敬地悬挂在画案的旁边，仿佛有着一种十分强大而又独特的精神气场。这幅照片伴随着他大半生的云游生涯。我还注意到，在他的画室中，其实还有不少石鲁的气息，诸如在客厅的一侧，便有早年石鲁写给他的一幅内容为“自强不息”的条幅作品，至今看来依然是元气淋漓，笔墨酣畅。那日我们谈起石鲁，他还是那么深情，谈到我所不熟悉处，甚至是峻急而又热切，诸如石鲁作为川人的热辣，作为老革命的资历与气象，作为绘画界前辈的担当和勇气，还有其率真激情的艺术生命，以及艺术传承的诸多遗憾，均让他连连叹息。

对于画事，尚值一提的是，同往拜访的友人带来一册柯文辉先生编选的画册《中国名画家全集 关良》。由此，先生乘兴谈起了关良的绘画，以为其戏画，独树帜，自成一派，可惜后学者，都难得神韵。大师难学，关良如此，石鲁更是如此。

他说关良之后，有河北的韩羽和江苏的马得，能得遗风，而研学石鲁者，却多不成气候，甚为可惜。谈及河北的韩羽先生，赞其善作文章，自成高格，又有文人风骨，其画作乃是当下真正的文人画。后来我在他的书房中，又不经意看到韩羽赠他的幅对联，上联为“高山仰止“，下联为”曲径通幽”。世南先生说此对联系十多年前他在河南郑州居留时获赠。没想到后来移居北京，这个名为仰山桥的地方，恰恰与韩羽当年所作内容有所巧合，可谓又一机缘。君子之交，惺惺相惜，想来该是如此地淡然吧。

又谈读书一事。先生说他每日晨起，必去附近的咖啡馆，因喜欢其中静逸的环境，也是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平生读书，中规中矩的东西一般不太细看，诸如读文学作品，近来则选读欧洲最新的散文作品，常能给思想以启发。浏览先生的书柜，大抵客厅的书橱以画册为多，一个书房几乎全是佛经等著作，而另一个书房则分门别类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书籍。匆匆浏览，竟发现有不少的现代思想著述，诸如佛洛尹德、本雅明、德里达、尼采、罗兰-巴特、萨特、伍尔夫等人的著述。客厅的阳台上，有一个精致的竹编夹子，其中有《松尾芭蕉散文》《张爱玲私语录》《纪德作品》等多册，而正在翻读的，则是一套台湾出版的《周梦蝶诗文集》。我见此颇为惊讶，这位至今还少为人知的台湾诗人，却是一位孤做而绝不流俗的文人，其艺术创作的奇崛和瑰丽堪为传奇。

朱航满 《 中华读书报 》（ 2015 年 11 月 18 日 14 版）